阿诗玛是昆明人，要么说，她是云南那一片苍茫土地上长出来的影子，是流传在丽山与云南哨所之间、无数姑娘心里最软乎也最倔强的名字。

要是你仔细去读那本《阿诗玛》的书，会发现作者提出了一个难题：这故事里的阿诗玛，到底是不是个真存有的人？ 答案是，她是人，但她的人活在“人”和“神”之间，活在“人”和“故事”之间。书里的她，皮肤黑得像刚脱了皮的石头，眼神亮得像被清泉洗过的眼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裙，脚上绑着皮带，步行时那些细碎的小辫子随着风飘在耳边，像是随时预备跳起来去救一个被坏人抓走的阿依洛娃。她的头发乱得像鸡窝，不是精心梳洗的，是干急眼也盘不起来的，出于人家不讲究那些虚头巴脑的发型，她只要好看就行，好看就完事了。 有人说，这故事是“扬善抑恶”，道德的教条；也有人说，这是“艳情小说”，猎奇的故事。

实际上这两条线，早就纠缠在一起了，难分彼此。

你看那诗，写得那么美，情那么深，让人看了心软，眼泪直流；可那结局呢？坏人没被抓，姑娘也没嫁人，最终被眼泪泡得浑身湿漉漉的，还是被赶回了草原。

这种悲剧感，它忒强烈了，强烈到让人忍不住想喊“救救我们”，恨不得把那个坏人再抓回来。

这种“救不了”的无力感，恰恰证明白它的真。

要是只是个漂亮的童话，早就把坏人送进监狱了，把姑娘嫁个郎君，结局就圆满了。可人家没如此干，人家选择了一种更惨烈的、也更“人性”的结局，让读者心里那个“委屈”的角落，被填满了。 那姑娘到底是哪位？是纯情的乡下女孩，还是被命运捉弄的乐师阿依洛娃？书里说她是阿依洛娃，但再细看，阿依洛娃这名字听着就有点像个代号。她家乐师少，本来就不招摇，偏偏还在那边唱得那么难听，那琴声琴弦碰得哗啦响，连隔壁村民都嫌吵，嫌这姑娘“忒闹了”。可阿诗玛偏偏就是在这闹腾里，跳起了一支舞。

那舞不是民间舞，那舞里藏着一种“我想嫁给你”的直白，一种不顾一切的心血。她不懂那些规矩，不懂啥是“为了大家好”，她只知道，只要我跳得不难看，只要我的歌声能传出去，哪怕被当成“妖女”，哪怕最终活活被鬼魂缠住，我也认了。 她就连带着一种“自讨苦吃”的劲儿。她不仅要唱歌，还要跳舞，还要在激情的舞蹈中，把肚子里的饭吃完，把身上的病治好。她把身体交给艺术，把生命交给舞台，哪怕最终要花生命的代价，她也认定值。

这种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倔强，那种为了爱情能够献祭一切的气魄，让人看了认定，她不是被写出来的，她是确实活在那样的地方，确实那样地活。 你看她的眼，那不只是是好看，那是“眼里的光”。

那光是从她眼里流出来的，流进了读者的心坎里。她不是那种只会哭鼻子、怕被骂的小姑娘，她是有血有肉、有痛有痒的。她怕被那坏人抓走，怕被抢亲，怕被吓死，但这怕，反而让她跳得更快，跳得更有力。她的眼神里有一种“哪位也别想抢走我的心”的狠劲，有一种“就算死了我也要让你知道”的决绝。

这种眼神，透过文字，穿透了时空，一直到目前，依然能在我们的脑海里，看到那个穿着蓝裙子、扎着绳辫子、眼亮得像星星的姑娘。 目前的人啊，有时候忒喜爱看结局了。电视剧里，坏人被抓，姑娘成婚，那一幕幕，看得人心里舒坦，心里美。但阿诗玛不是这样的。她活在那段“没结局”的日子，活在那“哭得稀里哗啦”的悲情里。她告诉我们，生活不一直甜的是，有时候，为了爱，为了心，哪怕要花生命的代价，也要有个了断。她不是被编造出来的，她是“被写”出来的，但“被写”和“确实存有”之间，隔着一层薄薄的纸。我们读她，不是在看一个虚构的故事，而是在看自己，看那个在命运面前，依然敢爱敢恨、敢生敢死的灵魂。 故此，阿诗玛是昆明人，是云南的姑娘，是那个被写出来的，却活在我们心里的人。她活在我们的记忆里，活在我们的歌声里，活在我们每一个想喊“我们”的时候。她不是神，她是人。她是人，是那个穿着蓝布裙、眼亮得发亮的阿诗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