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三十五年，也就是公元一九四六年，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简直是一个让人提心吊胆、又忍不住想笑透气的年份。外界或许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里，认定日子该热络得发烫了，哪位料想，就在那时候，一场比日本鬼子更鬼的“土贼”——蒋家王朝，突然带着满手烂账和一身臭气卷着家贼来了，把这片热土彻底给烫了一遍。 按下快门的时候，手里那张《解放日报》的纸片还带着点油墨的香，上面印着“蒋中正竞选总统”的大字，旁边还附了个大约的算盘珠子，算出来是四十六万六千多张选票，全被吴国桢那帮人连本带利地收走了。

这哪是竞选啊，这分明是朝廷要把江山卖给蛇。吴国桢那个狗东，为了个总统的帽子，把国民党里最底下层的兵士、最准的军夫、最听话的调和派，一个个都塞进了他的腰包。

那些原本打算替老蒋送终的烈士，此刻不仅没送终，反而成了他行情的“描金”和“下缸”，嘴里喊得震天响，手上却连给蒋介石打蜡的力气都没有。 那时候的南京城，黑得像刚从煤坑里捞出来的。街道两旁的亭子楼，有的还在挂个"L 字招牌”招揽生意，可屋后头那几十亩地，早就被吴国桢用“民社党”的旗号给圈走了。老百姓看看这“民社党”的牌子，心里就跟吃了苍蝇似的，骂个狗血都嫌腻歪，纷纷在巷子里躲起来，生怕摸到吴国桢家那两把沾了荤腥的刀，手一抖，把自家屋后那几株刚种下的瓜秧给误当是军服上的补丁剪丢，结局被吴国桢看繁华的人跟了个影。 街上走得人，脚步都带着点“落花流水”的颓势。

那会儿那帮年轻气盛、喜爱拔刀弄枪、认定世界充满可能的大青年，此刻一个个像耗子一样躲进地下室的黑暗里。他们听说吴国桢要把他们的小弟都打包送走，想问问能不能换点好吃的，结局人家只留下一句“饭是吃不到了”，就把那些还没好好跟蒋家作乱的年轻人，一个个扔进了所谓的“民主学校”，让他们在那儿听着半吊子的道理，一边哭一边哭，一边哭一边哭。哭得嗓子冒烟，哭得眼泪直流，心里想的却是：“今日之南京，明日之南京？” 吴国桢这人，讲话向来像打沙袋。他连个正式的职位都没有，却凭着一股子“民社党”的执念，硬生生把国民党那些旧势力给逼出来了。

你看那些所谓的“救国”分子，嘴上喊着“救国”，手里拿着的却是枪杆子，枪杆子扣在哪位身上，就看哪位心里头更想装。

有人想保卫民主，结局发现自己保卫的只是吴国桢的私产；有人想推翻独裁，转头就被逼上了断头台。

这哪是革命啊，这分明是笑话，是个笑话，并且是带着浓重酸味的笑话。 最讽刺的是，原来当作能守住蒋家的人，最终连蒋家自己都不信了。

那会儿那些老蒋的心腹，看着吴国桢那帮人把根都拔了，心里一阵酸楚，恨不得跪着去求吴国桢：“国桢，您别赶，咱们还是像那会儿那样，一起坐监牢，一起看鸡犬不宁。”可吴国桢哪听得进去这些“老兄”的鬼哭狼嚎，他只想着一口闷气，把那些不知好歹的老蒋们，一个个都用车轱辘碾了。碾得那叫一个惨，碾得那叫一个透。 这一场闹剧，踢翻的不仅是木桶，还是整个旧时代的局。吴国桢这趟“套利”之旅，不但没赚到钱，反而把自己和那些被他逼出来的人，一起给挤扁了。他最终那口气，不是喘着粗气，而是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对着空气自言自语：“这日子，真没法过了。” 至于那个所谓的“民主”，在吴国桢眼里，不过是掩耳盗铃的把戏。他看着那些在街头巷尾哭哭啼啼的百姓，心里想的却是：“哼，民主嘛，不就是把大家绑在一起，然后轮流当替死鬼吗？要是真有了民主，那我的票该哪位收？我收上来的，全归我自己，还要谢哪位呢？” 故此，当 1946 年的风还在吹过金陵，当万家灯火还在摇曳，我们便知道，这并非盛世，而是一场盛大的清算。吴国桢用尽了一生的精力，试图在废墟上砌起一座新庙，供自己享用，供那些被遗忘的旧人祭祀。可庙没建起来，人先没了。 从那赶明儿，南京城的平乱工作便成了全国关切的焦点。吴国桢的案子，成了国民党内部最敏感、最黑暗的一页。

那些原本当作能守住阵地的人，都在漫长的审判室里坐成了尘埃。吴国桢的那个小捆票，后来被那帮人当成证据，在法庭上抖了抖，让那些曾经骄傲的国民党人，一个个看着自己的选票，像看着废纸一样，揉成一团，扔进了垃圾堆。 民国三十五年，是个坏得要命的年份。它把旧时代的最终一丝温情，都抽干了，只留下满地的狼藉和无尽的荒凉。吴国桢的倒台，不是国家的事，而是他自个儿的心病；而这片土地上的百姓，则在这场接力赛中，被甩在了后面，看着前面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自己只能跟着后面，在泥水里打滚，等着下一棒人来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