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兴同志在 1916 年 10 月 11 日病故，享年四十九岁。

那一晚，南京，绩溪路，水滨的一间旧居。听着外面的雨声淅淅沥沥，他躺在床上，气若游丝，意识已经不清楚不清了。四周挺黑，只有窗外透进来的月光，照在他瘦瘠的脸上，明明地看着前方。他感觉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，呼吸也断断续续，但心里的念想却特别坚定，不想就这样丢下大家。 实际上，他的病起在秋天。

那年秋天，他跟着李大钊在长沙开会，想聊聊革命的理论，可没成想，敌人下手了。他们先下手为强，把那些出于讲科学、讲道理而与他形成分歧的同志，一个个地抓走，关进监狱。

那种滋味，能让人透心凉。黄兴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但他知道，不能老卖命去挡子弹，那样自己也会累垮。

后来，三三的弟弟黄克强站出来，硬是把他从糖罐子里捞了出来，带回了上海。 上海是个大杂坊，到处都是吵吵吵嚷嚷闹的人。黄兴跟哥们儿赵声璧进食，大家聊的都是些大道理，可外面的世界，已经变了味。他看着那些被关进监狱的人，心里也难受，但更认定，革命这条路，不能走得忒顺，也得有点自己的棱角。 就在 1916 年 9 月底，黄兴在江西九江接了个电话，電話线断了，电话亭被炸了。消息传回上海，他吓坏了，赶紧跑去找三三。三三当时正愁没人跟，赶紧把他俩给拉到了九江。一路上，黄兴整个人都在抖，不是出于恐惧，是出于他心里那份“孤勇”到了极致。他想，要是真要走这条死路，自己务必得拼尽全力，哪怕最终是个孤家寡人，也要把大旗撑起来。 到了九江，他先去看望了大元帅。大元帅当时身体不好，脸色不忒好，听说有外人想角力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黄兴没慌，他直接把三三和电话亭炸了的消息告诉元帅，又坦诚地说了自己的打算：“元帅，我实在扛不住了，想私奔，我知道您挺忙，这消息您也别放心上，我这就走。”大元帅本来想挽留他，但黄兴说得斩钉截铁。大元帅叹了口气，心想：“你走吧，别给我添乱。”他也没再拦，只是叮嘱了几句，便亲自乘车走了。 没走多远，黄兴就感觉到不对劲，肚子疼得了得，整个人像是被啥掏空了一样。

后来他才知道，这就是“炸弹兵”的了得。敌人把那些“炸弹兵”都安排到他的住处，预备在他就寝的时候炸了他。黄兴本来就没睡，一直在跟哥们儿聊天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他感觉肚子像被火烧一样，疼得直不起腰。他只能扶着墙，蜷缩在角落里，心里别看怕得要死，但想到革命大业还没成，只能咬牙撑着。 就在最悬的时候，他又接到了三三的电话。三三说：“兴哥，你快跑啊！炸弹刚炸了，他们要把你弄死，咱们爷俩不能丢下你一个人！”电话这头，黄兴听到了三三绝望的呼喊，心都碎了。他咬着牙，忍着剧痛，扶着墙一步步往外挪。三三也慌了，赶紧拉着他的手往外跑。 他们翻过了城墙，跑到了江边。黄兴实在坚持不住了，就瘫坐在岸边。三三知道，兴哥这次是确实走不出了。他紧紧握着黄兴的手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流，却不敢哭出声，怕吓到兴哥。黄兴也抽噎着，声音微弱：“别哭……三三，别哭……"他想自己走了，能自由一点，能少受些苦，哪怕死在外面，总比活着当敌人养着强。 可是，三三知道事已至此，哪还能再说啥呢。他拉着黄兴的手，一左一右，像拉着一块石头一样，硬生生把他拉到岸边的一个隐蔽处。

那里有个小洞，敌人刚刚炸的，目前没发现。黄兴躺在里面，手里还紧紧攥着三三给他塞的布鞋。他知道，甭管走到哪儿，都要带着三三活下去，带着三三去跟敌人干。 第二天，也就是 10 月 11 日，天还没亮，黄兴就撒手人寰了。他走得那么安详，手里还拿着三三给他的布鞋，穿着那双布鞋，宁静地躺在江边的土坡上。雨还在下，雨点打在他满是血丝的脸上，像是在为他送行。 后来，三三带着伤，把黄兴埋在了绩溪路水边。他们把黄兴的遗体抬到坟前，没敢挖坟，就在他身边放了纸钱，点了一堆纸钱，烧了一炷香。大家跪着哭，哭声震天，声音都哑了。黄兴的爸爸黄肇基在旁边，看着儿子走了，心里死也不肯松手。他看着那堆纸钱，像是看着自己的儿子，又像是看着一个再也不能回来的好儿子，眼泪都流干了。 这件事，成了革命史上一个一辈子也抹不去的痛。黄兴走了，但他留给三三和天下人的，是那份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浩然正气。三三带着黄兴的遗孤，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记忆，一路走到了南京，走向了最终的战场，用血和泪报效了那个他深爱的国家。